说说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是伊朗电影导演，去年10月纽约电影节放映了他的新作《樱桃滋味》，这部片子就是在当年度5月的嘎纳电影节有过开幕的前一天终于被伊朗电影当局放行的风波。片子的麻烦是内容涉及到自杀这一有违伊朗穆斯林教义的禁区，一个决定要结束自己生命的男人，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开着车在路上转悠，他要选择一个帮助自己料理后事的人。当影片在电影节的主会场，林肯艺术中心剧院放映完毕，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一如他的影片一样，朴实而风度地站到银幕前，观众的掌声是以迎接一位英雄的规格向他致意。
我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作品的忠实影迷。说来奇怪，他是拍故事片的，而一般故事片是很少有入我的眼的，即令被吹嘘成看的人如何如痴如醉、票房如何飚升，或者得什么什么国际大奖。按我的观赏电影的经验，当今的故事片是商业得太懂得利用电影的一切手段来给坐在黑暗里的观众们做“按摩”了。别人坐到银幕前的愿望我不敢横加干涉，但我，清楚自己是拒绝“按摩”的，残酷点说，甚至渴望导演把他的电影做成一把刀子来刺我，让我回到自己的床上时一夜难眠，然后在多年后会因“旧伤复发”又想起那把“刀子”（虽然我这比喻用得有些夸张，会让人以为我有“受虐倾向”）。基阿鲁斯达米的电影对我就是这样一把“刀子”，原因是因为其中的“纪录味道”显出的平和大度。
初次认识基阿鲁斯达米的电影是在九三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我在为一天有四个影院同时放映近二十部片子分身乏术而挠头时，电影节的黄爱玲女士，她是“亚洲电影”选片人（国内不少电影人都熟悉她），用她温柔的香港国语坚定地和我说，阿巴斯的电影你应该看。往往我在电影节面临百多部电影的观看选择标准是，第一是纪录片；其次是怪里怪气、说不清是故事片或是纪录片、而且很遭非议的。不过这两类在再有名、再有特点的电影节也是“弱势”，原因除了电影节也免不了俗地要“照顾观众”外，还有就是一年之内整个国际影像制作的若干千部完成作品中，上述品种属于“异类”，可供选择的非常有限。所以再往下，我在电影节的选择就是那些“国际获奖片”；然后再往下，也就是瞎蒙了。这种时候，我多半是在舒服的座位上“补瞌睡”。
黄爱玲说的基阿鲁斯达米的这部电影是《家庭作业》（Homework），按她的说法属于我的选择中的第二类、并靠拢第一类。看完这部片子，我是衷心地感谢黄爱玲。那果然是一部了得的电影，画面上集中的人像几乎都是孩子，那种一律平头黑发、凹眼直鼻、瘦削面庞、瞳仁里可以照见人影的伊朗孩子（与令人生畏的霍梅尼形象完全不是一码事），影片是如一种“散文式结构”（姑且借用这个说法）摄入这些孩子们的日常活动：互相呼叫着去上学（人数由一个到两个、三个，直至一群）；教室门口的一次争吵；教室里当老师转向黑板时的一次私下捣蛋阴谋；放学回家途中的男孩间的游戏；回到家中面对家长的伪装“好孩子”的扮演，等等。我惊异于这并非只是严厉的穆斯林教规下的伊朗孩子，好象也是我自己、或者说是我和朋友们之间私下互相闲聊自己的少年生活的被“盗版”。原来，“小人们”生活居然是如此有“世界性”的。最让我惊愕的是，片中有大约二十几分钟的一个段落是在一间黑屋里，导演让十几个孩子挨个走到摄影机镜头前回答如何对待“家庭作业”的询问，回答长短不一，态度或扭捏或兴奋或紧张（有个孩子上来就哭了，他要求把他的一个好朋友叫来和他站在一起，导演答应了，这些都在影片中），但回答大都一致，即热爱家庭作业，并努力完成。这理应相当沉闷、没有什么“电影手段”的片断却在放映中观众最显活跃，比如当一个孩子认真地说他“热爱家庭作业”而脸上是掩不住的撒谎表情时，观众的笑声把电影声都盖住了。
这是一部“小人片”，或者如我们说的“儿童片”，但“大人”的影子却无时不在，譬如那支操纵家庭作业的“看不见的手”。“大人”即是社会的主干，我们可以想见片子的份量了。另外，看过这部主角配角、故事情节并非特别重要，甚至人名也弄不确切的片子，好多人谈论它到底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基阿鲁斯达米的回答是：我也实在说不清，影片中的角色肯定是选自生活原形，即“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但影片是精心组织拍摄的，并非“抓拍”或“偷拍”。不愿太多谈自己的拍摄手法的基阿鲁斯达米透露过：我总认为镜头前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连贯的，不经任何删剪的。我构思中的影片是一个单镜头。
以后我是逢基阿鲁斯达米的片子就必看，其中有1987年拍摄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Friend’s Home?）、1992年拍摄的《生生长流》（And Life Goes on...），他的那种在日常纪录镜头中暗藏的现实诗意与隐喻风格一如既往。
我不想在此饶舌基阿鲁斯达米的影片的“纪录意义”，但的确遗憾国内仍少有人知道他的影片，包括一些号称“向A类国际电影节靠拢”的电影节，在注重西方大片时也从未引荐过这个被称作“继黑泽明之后，最代表东方精神的亚洲电影导演”的作品。如果多有些向基阿鲁斯达米这样的作品被人看到，也许我们就会免去了“利用抓拍、偷拍、或摇晃镜头来增加故事片的纪实力量”这类粗浅之谈了。
补充一句。今年春节回昆明探亲时，我意外地在垃圾一样堆着的盗版CD片中发现了基阿鲁斯达米的《生生长流》（光盘封面片名译作《橄榄树下的情人》），我欣喜若狂，好象发了大财一样，赶紧打电话叫好几个朋友去抢购。
199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