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持有者”主位的视觉表达--关于村民拍摄手记
邓启耀

（特别感谢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为本站提供《“文化持有者”主位的视觉表达》一文，作为中国民政部和欧盟“村民影像计划”项目中的村民手记的前言。这些文字，是中山大学承办的“影视人类学分会场暨第五届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汇集的一部分学术成果。以下是正文。）

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人类学或民族志影像来看，基本都是由学者、艺术家和探险家拍摄的。他们是进入该社区、族群或文化领域的客人，从“客位”(etic)视角观看、理解和阐释，是人类学指述的“他者”。这些“他者”及其视觉表达，有不少都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猎奇的心态甚至歪曲的报道来叙述拍摄者眼中的“原始民族”、“野蛮民族”或“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的，它们往往明说或暗示了一种自以为优越或先进的观点，去“烛照蒙昧”或“抢救落后”。特别是镜头，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和“强暴性”。在这种代表着新技术新媒体的新式武器（它们被习称为“枪”――摄影枪摄像枪）面前，被拍摄者每每成为“猎物”，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拍摄者的装备炫耀（哪怕他是无意的）和被拍摄者的拘谨不安甚至恐惧（如关于被摄影者会被摄去魂魄的说法），造成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强烈反差和不对等状态。当然，作为异文化的研究者，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进入他人世界东张西望刨根问底的尴尬，无法摆脱学术和道德的纠葛。特别当我们衣冠楚楚地在坐在这儿，用来自他们的资源发表自己的大作，高谈阔论的时候，是否也会真为他们想点什么，做点什么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能力极其有限，但起码我们应该也学习倾听。特别是搞人类学的，所谓“文化持有者”主位的言说（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起码是我们应该充分尊重的。影视人类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充分尊重被拍摄者的尊严、意愿和意见。如美国学者弗拉哈迪拍摄的影视人类学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法国纪录片大师让?鲁什拍摄的《Madame l’Eau》等，就是和被拍摄者合作的极好例子。这样的实践培育了一种被称为“共享的人类学”的理论。

过去由于媒介工具的限制，我们就像“为民作主”一样，也已经习惯了“为民代言”。现在媒介工具的普及，使“民”使用现代传媒自己言说的可能性增加了。2003年在意大利召开的民族学人类学世界大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场上，交流了一些把摄影机交给本土人士，让他们记录自身社会文化，表达自己观点的做法，如1991年西伯利亚西北部（Khanty和Mansy部落），1994年西南部保加利亚Breznitsa（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的穆斯林和当地的Gypsies），1997年保加利亚Gypsies等“自己的电影”计划。国内近十余年来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如云南1993年把照相机交给农村妇女的“自我写真”项目，2001年云南藏区的“社区影像”项目，2005年北京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2006年云南的“稻米之路II——五个稻农的镜头”项目等。原来只在学者手中的特权开始转移，原有的权力关系开始改变。

本届影视人类学研讨会的主要学术思想，即希望继承和发扬这种站在研究对象立场，尊重“主位”观点和视角的学术传统。通过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观看和记录，通过影像叙录和回放等方式，努力做到既记录多样性的各民族文化，丰富人类遗产的宝库，又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让被研究者知情并有效参与，在合作中产生良性的互动。它的特色和意义在于将工具化的影像记录变成人性化的影像交流，它将促使影视人类学不断调整自己的视角和立场，通过镜头建立一种“共享的人类学”（让?鲁什）。

马林诺夫斯基曾强调，要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去观看和记录。而直接由“文化持有者”进行自我的视觉表达，所具有的意义更是不同寻常。尽管在现实的言说语境中，由于资金、工具、知识结构、传播渠道和权力控制等原因，“文化持有者”的诉说，往往会遭遇许多困难，但是，一旦表达工具不再被垄断，农民兄弟原生的创造性和被激发起来的新鲜活力，将是引人注目的。

我们建议大家认真看看村民拍摄的纪录片,细细读一下村民的拍摄手记。当我们看到农民兄弟为之哭，为之痛的一切，不可能不受到震动。很多问题，需要重新想想。“村民影像计划”项目的意义，应该远在影像之外。